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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科举与升迁制度简介(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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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科举与升迁制度简介(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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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考绩
作官每年都要考绩，每个官至少要经历四次考绩。由尚书省（国务院）吏部（人事部）主持。
凡应考的官员，由秘书写出当年的功过、品德，本单位长官对众宣读，大家评议优劣，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九等，核实过，送到吏部以备升迁。
考核的方法有所谓的“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用来考查为官的一般行为，有“德义有闻”，即德高望重：“清慎明著”，即清廉、谨慎：“公平可称”，即断事公平：“各勤匪懈”，即勤劳不懈。二十七最是按照不同的专业分工，分别选出实际工作中最优秀的。比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军之最等等。
有一最、四善以上的为上上；有一最、三善的为上中；有一最、二善的为上下；没有最、而有二善的为中上；没有最，而仅有一善的为中中。工作能够敷衍了事，即没有最，也没有善的，为中下；凭着自己的爱憎好恶，处理问题不合法律、情理的，为下上；因私废公，业务怠懈的为下中；奸诈，贪婪、品行恶劣的，为下下。
考绩中得了上下的，进升二阶；中上，进升一阶；中中，不升不降；中下以下，每等降一阶；考绩得了下下的，则立即解除官职。连考四次都得中中的，没有功劳，却有苦劳，也进一阶。凡考绩得上中以上的，或者历年考绩累计达到五品以上的，单列出来，上报宰相，另行处理。
唐朝以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的长官为宰相，帮助皇帝，协理天下。中书省主管皇帝下达的各种命令和颁布国家的法律、政策。其长官为中书令，正三品；门下省主管处理文武官员及百姓官上达天听的文书，同时，规谏皇帝，预备顾问。其长官为侍中，也是正三品；尚书省则总领百官，是行政的枢纽。其长官本来是尚书令，正二品。但因太宗曾经作过尚书令，以后的臣子，都不敢作这个官，所以，尚书省的实际长官是尚书令的两个副手，从二品的尚书左、右仆射。所有天下大事，三省长官共同参议。
勋官的授予
南北朝时，征战不已，立了军功，授予官衔，这是唐朝勋官的来源。在唐朝，凡有军功的，授以勋官。勋官最高一阶称为“上柱国”，正二品，需要经“十二转”才能达到。《木兰辞》里“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的“十二转”就是说：花木兰立了最大的军功。最低一阶为“武骑尉”，等于从七品，只需一转。“转”是授予勋官时用来衡量功绩的单位。
凡以军功授勋的，战场上或战后由随军的书记员记录战前的情况，战争的过程和胜负的结果，同时要记录每个官、兵杀死或俘虏敌人的数字，上报到尚书省吏部。吏部的司勋郎中反复审查，验证为实，然后拟定官阶，奏上皇帝，等待授官。
以战前的条件分：以少击多为“上阵”；兵数（包括战士人数和装备）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安战争的结果分：杀死或俘虏敌人的百分之四十，为“上获”；杀死或俘虏敌人的百分之二十，为“中获”；杀死或俘虏敌人的百分之十，为“下获”。
按照战前的条件和战争的结果，综合起来，拟定“转”数。上阵、上获为五转；上阵、中获为四转；上阵下获为三转，以下递减类推。
勋官没有职务，不管事，仅仅加官而已。勋官要入仕参政，则依照门资、出身的规定。
御史台的功能
唐朝的司法部门，大约有三个。一是尚书省的刑部，二是御史台，三是大理寺。三个部门的业务，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之所以类似的事务分由三个部门管理，有其历史的原因。其中，大理寺历史最久，前身是秦朝专掌刑罚的庭尉；御史之官，先秦就有，但不掌司法。秦汉以后，才有了专司纠察的御史；刑部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西汉。成帝设三公曹，东汉有贼曹，是后来尚书省吏部的前身。在唐朝这三个部门大致的分工为，刑部主管法律文件；大理寺主管刑事犯罪；而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新唐书·百官志三》），勉强可以比附“廉政公暑”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太宗吸取六朝阀阅的教训，重新重用御史台，把御史中丞提升为御史大夫，正三品，另置两名正四品下的御史中丞。御史台官员的选用和授予都很严重，但作过御史的人，此后的仕途，常常不很平坦，因为得罪人太多。
现代对错误和犯罪的处理，分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行政处罚主要是降级、减工资和罢免。唐朝对官员行政错误的处罚，没有严格地与刑事处罚分开。唐朝的行政管理法叫做“格”，触犯了“格”的官员的审问、定罪和处罚，与刑事犯罪一起，都在“律”中予以规定。唐律中专门有“职制”一栏，就是针对官员的。其中共有五十九条，每条针对一类错误，下边另有细致的分别。唐朝的刑法延承古制，有所谓的“五刑”，即，打竹板、打木杖、强劳、流放和死刑。
官员有行政误失，可以告发到御史台，御史也会自行监督、察访。一旦暴露出来，御史台上奏，并提出弹劾的建议。同时，依照律法，定罪惩罚。比如，为官本来没有政绩，而暗示下级歌颂自己，树碑立传的，要强劳一年。若指使人向上级虚报自己的功劳，要杖一百。虚报的人以协从论罪。又如，向主管部门为亲友求方便的，打五十板。主管部门答应了请求的，与此同罪。如果，受了人的财物，而答应了人的请求，则罪加二等。如果，非法的请求已经付诸施行了，则要加重刑罚，杖一百。
结束语
最近五十年来大陆的政治动荡，都有人事斗争的背景。这是半个世纪中国发展停滞不前，落后于诸多战后与中国条件类似的国家的两个根本原因之一。人事斗争的根源在于仕进制度的不完善。追究起来，主要有三个大错误：第一是选官没有一定标准，第二是作官没有定期考核，第三是升迁没有明确标准。
选官有人品与才能两个方面的考量。汉、魏以下，地方和中央官员按照颁布的标准，推举、选拔德、才兼优的人，进贡给政府，以资录用。隋、唐以来，以科举选仕。现代西方国家的官员有政治家与行政官员两类，而行政官员不主持立法和政策的发布。政治家通过民主选举，德、才并重；行政官则安分工不同，以专业、学历取用。这些，都是成功的选官制度。“解放”后，这些都废置不用，选官既没有最低的标准，更没有制度化的、对人品和能力考查。所以，既不能保证官员廉洁，也不能保证官员称职。
自古以来，作官必经考核，晋升必有途径。先秦有所谓“三考三黜陟”。汉、魏以来，都有明确的标准和程序，对官员定期考绩，以为进退、升迁的依据。另设御史，主管按察、弹劾。西方的政治家，每若干年重选，而行政官员有制度化的考核、升迁途径。大陆的官员没有定期的考绩，进退全由上级决定。所以，奖惩无依据，升迁不公平。“政治运动”来了，失宠的官员受打击，丢官丢位，甚至家破人亡，还被诬陷栽赃，声名扫地。这样的系统，培养人阿谀上司，排挤同事的坏本领。
今天的人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家都是“上边”选定的，这是误解。隋、唐以来，科举考试有专门的部门、专职的官员管。宋朝初年，因为主持贡举的官员涉嫌优惠自己的同乡，太祖把落第的考生们叫回来，再次出题考试，开了殿试的先例。后来，富弼上疏说：“历代取士，悉委有司（专门主管部门），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试，何足取哉？”他的意思是说，武则天为了收买人心，恐怕主考部门定的标准太高，而破格亲自考试提拔，是不足效法的。真宗听了虽然不大高兴，还是下诏停止殿试。唐朝科举考诗、赋，宋人总觉得不妥当，但因为诗歌格律上错误明显，评判客观，拖了好多年都没改。所有这些都说明，正常的仕进，不是“上边”随心所欲定人作官，而是有专人、专职管理，依照专门的评判标准选择人材，是专家治举，是个很客观的过程。
另外，以党政代替行政，以军功代替能力，立功即得官管事。更有甚者，动辄颁发“文件”，架空法律；设立名目繁多的“委员会”，随时随处，随心所欲，置官置职，致使官员冗杂，职无常守。官员冗杂，则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职无常守则行政运行没有轨道，日常事务没人负责。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制》总结唐朝官制时有这样的批评：“……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精确地说出了成功与失败的官制演变的教训。中国政治的前途不在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在于官僚制度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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