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是我的一位从未谋面的友人。早在1987年，我读过他托人送来的一篇文章《论北岛的忧患意识》，随后彼此通过一封信，信中交流过对北岛诗歌和中国“新诗潮”的意见。从方向的来信中，我感到他是一个诚挚的诗人。此后便音信杳无。谁料如今与他永远无法谋面了。

　　自杀的四位诗人中，我最熟悉的是戈麦。戈麦原名褚福军，生于1967年，黑龙江萝北县人。198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职于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我和戈麦几乎同时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曾多次在一起“侃山”。戈麦是一个性格极其内向的人，很少有人能窥进他的内心城池。平时少言寡语，唯有当话题转移到诗歌上时，他的话才多了起来。我们曾一起谈过北岛、海子，也谈布罗茨基和博尔赫斯。从聊天中我感到戈麦对诗歌有着奉若神明般的热爱，我还感到戈麦是一位有着自己的执着信念的人。但是除了诗歌和文学之外，我很少知道他还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我隐隐地觉察到他内心深处有着很沉重的内容，但这一部分内容甚至连他最好的诗友西渡也所知甚少。记得与戈麦的最后一面是91年7月，戈麦匆匆赶来约我写一篇关于沈从文的稿子，随后顺便说起了他的庞大的阅读计划，便又匆匆告别了。这一别便是永诀。

　　戈麦的死已经使我不再仅仅从孤立的个体生命的消殒这一狭窄的角度来考虑诗人之死的问题了。与死去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有责任去深思这一现象。

　　诗人的自杀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反响。89年4月，燕园内举办了海子的诗歌座谈会，中国学界最高理论批评刊物《文学评论》也作同时发表了题为《诗人之死》的专论，引起广泛关注。90年的夏天，诗人恒平和西川相继在北大讲堂举办海子诗歌的讲座，能够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挤满了听众。海子生前挚友骆一禾和西川为海子遗作的出版募集资金。由燕园出身的几位诗人创办的诗歌刊物《倾向》，为海子出版了纪念专号。《花城》、《十月》、《作家》等刊物陆续发表了海子的组诗。到了91年，南京的一家出版正式出版了海子的纪念专集。春风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海子的长诗《土地》。

　　诗人戈麦的弃世，激起了同样的冲击波。戈麦的母校北大举办了两次戈麦的悼念活动。中文系系刊《启明星》上刊出了戈麦的诗歌遗作，同时登载了戈麦的生前好友西渡的纪念文章《戈麦的里程》。92年11月，由北大五四文学社主办的“戈麦生涯”的座谈会在北大文化活动中心举行，与会者提出了“海子——戈麦现象”，把诗人之死提升到了一种中国诗坛的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角度来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山东济南的诗人胥弋也在致力于整理、出版已故诗人方向的遗作。

　　如今，把诗人自杀视为一种群体现象，这已经成为当代诗坛的一种共识了，这便是“海子——戈麦现象”。

　　超越个体的角度去思考“海子——戈麦现象”背后的文化内蕴，这将是本世纪的最后光阴留给中国诗坛的一项课题。

　　　　　　　　　　　　　死亡诗章: 自杀之谜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一个人“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

　　加缪的后一段话对于海子而言只说对了一半。从海子的遗作《太阳》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海子对自己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并不是没有觉察，而是极端自觉的。对于海子，自杀似乎是一个必然的宿命。他一定很早就萌动并酝酿着自杀的意念，正象他酝酿诗剧《太阳》一样。当他对于死亡的沉思终于趋向一个极致，当他承载着关于死亡冥想的长诗《太阳》一旦问世，海子便迎来了一个契机。于是诗人死了，诗人以自杀实践了他在诗剧中的预言。

　　《太阳》是海子遗留下来的诗剧中的一幕，它使海子的诗歌在力度和质感方面达到了巅峰状态，它思索的是人的形而上存在的痛苦与绝望，以及在灭绝的气氛中的挣扎与毁灭。

　　诗人为诗剧悬拟的时间是:“今天。或五千年前或五千年后一个痛苦，灭绝的日子。”

　　实际上，这种时间的设定是超时间的。它带有鲜明的末日审判的意味。可以说，当这部诗剧的大幕尚未拉开，诗人已经为这出诗剧奠定了死亡的总体情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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