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卡耐基一直在纽约市办成人教育班。他发现很多成年人最后的遗憾是，他们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似乎认为没有接受大学教育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卡耐基知道这话不一定对，因为有成千上万很成功的人，连中学都还没有毕业。所以他常常对这些学生讲一个他认识的人的故事，那个人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他家里非常穷苦，当他父亲过世的时候，还得靠他父亲的朋友们募捐，才把他父亲埋葬了。父亲死后，他母亲在一家制伞的工厂里做事，一天工作十个小时，还要带一些工作回家做到晚上十一点。
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这个男孩子，曾参加当地教堂举办的一次业余戏剧演出活动。演出时他觉得非常过瘾，因而他决定去学演讲。这种能力又引导他进入政界，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当选为纽约州的议员，可是他对这项责任却一点准备也没有。事实上，他甚至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研究那些要他投票表决的既冗长又复杂的法案——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法案就好象是用印地安文字所写的一样。在他当选为森林问题委员会的委员时，他觉得既惊异又担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进过森林一步；当他当选州议会金融委员会的委员时，他也很惊异而担心，因为他甚至不曾在银行里开过户头。他当时紧张得几乎想从议会里辞职，只是他羞于向他的母亲承认他的失败。在绝望之中，他下决心每天苦读十六个小时，把他那无知的柠檬变成一杯知识的柠檬水。这样努力的结果，使他自己从一个当地的小政治家变成一个全国的知名人物，而且《纽约时报》也称呼他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市民”。

　　这就是艾尔·史密斯。

　　当艾尔·史密斯开始他那自我教育和政治课程十年之后，他成为对纽约州政府一切事务最有权威的人。他曾四度当选为纽约州长，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一九一八年，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六所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和哈佛——把名誉学位赠给这个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
艾尔·史密斯亲口告诉卡耐基，如果他当年没有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化负为正的话，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尼采对超人的定义是：“不仅是在必要情况之下忍受一切，而且还要喜爱这种情况。”
卡耐基愈研究那些有成就者的事业，就愈加深刻地感觉到，他们之中有非常多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会阻碍他们发展的缺陷，促使他们加倍地努力而得到更多的报偿。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我们的缺陷对我们有意外的帮助。”
也许，很可能密尔顿就是因为瞎了眼，才能写出更好的诗篇来，而贝多芬是因为聋了，才能作出更好的曲子。
　　海伦凯勒之所以能有光辉的成就，也就因为她的瞎和聋。

　　如果柴可夫斯基不是那么的痛苦——而且他那个悲剧性的婚姻几乎使他濒临自杀的边缘——如果他自己的生活不是那么的悲惨，他也许永远不能写出他那首不朽的《悲怆交响曲》。
如果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生活不是那样的充满折磨，他们可能永远写不出那些不朽的小说。
“如果我不是有这样的残疾，我也许不会做到我所完成的这么多工作。”达尔文坦白承认他的残疾对他的意想不到的帮助。

　　达尔文出生于英国的那一天，另外一个孩子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里的一个小木屋里，他的名字就是林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得到学位，而又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的话，他也许绝不可能在他心底深处写出那些在盖茨堡发表的不朽演说，也不会有在他第二次政治演说中的那句如诗般的名言——这是美国的统治者所说过的最美也最高贵的话：“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恶意，而要对每一个人怀有喜爱……”

　　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在他那本《洞视一切》的书中说，“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人有一句俗话，我们都可以拿来鼓励自己：北风造成维京人。我们为什么觉得，有一个很有安全感而很舒服的生活，没有任何困难，舒适与清闲，这些就能够使人变成好人或者很快乐呢？正相反，那些可怜自己的人会继续地可怜他们自己，即使舒舒服服躺在一个大垫子上的时候也不例外。可是在历史上，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幸福，却来自各种不同的环境，好的、坏的，各种不同的环境，只要他们肩负起他们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北风造成维京人。”

　　假设我们颓丧到极点，觉得根本不可能把我们的柠檬做成柠檬水。那么，下面是我们为什么应该试一试的两点理由——这两点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只会赚而不会赔。
理由第一条，我们可能成功。
理由第二条，即使我们没有成功，只有试着要化负为正的企图，也就会使我们向前看而不会向后看。所以，用肯定的思想来替代否定的思想，能激发你的创造力，能刺激我们忙到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忧虑那些已经过去和已经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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