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使双方立场更清楚
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是柴泽民的老熟人了，来到华盛顿，他们之间作了分工，凡是美国副国务卿以上官员约见，柴泽民往见，助理国务卿以下约见，由韩叙前往。实际上，由于韩叙英语娴熟，加上置身中美双边谈判日久，有许多次重要会见，柴泽民和韩叙是一起前往的。

　　韩叙，1924年生于北京，原名沈崇健，1941年9月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了燕园，逮捕了校长司徒雷登，休学回家的韩叙于次年前往华北敌后根据地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他曾任中共军调处英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即到外交部，长期从事礼宾事务，后任礼宾司司长。1973年春任驻美联络处副主任（大使衔）。他和首任联络处主任黄镇相处甚好，也与柴泽民迅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年7月到9月，中美建交谈判举行了4轮会谈，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在会谈中着力表述自己的立场。如果总这样谈下去，僵局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双方的立场和各自的回旋余地毕竟是越谈越清楚了。

　　9月19日，卡特在白宫首次会见了柴泽民。卡特说，1978年将是中美两国关系中重要的一年，美方对会谈是认真的。现在，接近于完成谈判的时刻已经到来，美国愿意履行中方提出的建交3条件，希望中方也照顾到美方的政治需要。他说，美方需要照顾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第二是美方要表示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但是他理解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关切。卡特说，华盛顿将会避免向台出售“进攻性武器”。

　　柴泽民指出，对卡特总统的这个表述，中方有异议。卡特再次表明，希望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他的讲话。

　　根据国内的原则性指示，柴泽民回答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人干涉，美方应该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来考虑，使两国关系尽快正常化。现在建交谈判的结果取决于美方。最后，他向卡特表示，将把美国总统的谈话内容马上报告国内。

　　即使是事过多年，柴泽民仍能清晰地回忆：“在我经历的中美建交谈判历程中，与卡特的这次会谈，是最重要的一次。美方向中国领导人交了底，双方由此加快了建交谈判的进程。”

　　对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国方面从来是重视的。10月3日，中国外长黄华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与万斯会面，会谈持续了4个小时。黄华对万斯说，中国认为，美国不能卖武器给台湾，否则只会造成中美关系的复杂化。对这一点，万斯没有响应。

　　10月11日，卡特召见了布热津斯基和伍德科克，作出了两点重要决定：一是在实现对越南关系正常化方面放慢一点步伐，暂缓与越南建交。先一步争取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二是向中国提交美方拟订的建交公报草案，将建交日期定在1979年1月1日。对于这个日期，布热津斯基原先提出的意见是来年1月15日，卡特提起笔来，亲自把日期向前提到1月1日。他指示由布热津斯基起草美中建交公报，并让伍德科克带到北京去。

　　邓小平访日谈及中美建交

　　这时，从日本传来了邓小平的声音。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了日本。10月25日，他在会见日本记者的时候把话题引向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他说：中美双方正在谈这个问题，这恐怕是大势所趋。中美关系从1972年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以来，有了不断的发展，现在还在发展，但是还没有正常化，障碍就是台湾问题，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

　　实际上，历史大潮涌到此处，中美两国都有尽快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邓小平把握着中美建交谈判的全部进程，卡特总统也在作出自己的努力。

　　邓小平在日本的讲话很快有了回音。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柴泽民大使，强调卡持总统希望加速正常化谈判进程。他说：现在实现正常化“是一个特殊的时机”，今后两个月是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好时机。中美双方要迅速地就正常化问题作出决策，美方希望明年的国会一开始先辩论中美关系问题，否则美苏核条约或其他问题将列入议程，中美关系会被推迟到1979年秋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

　　柴泽民认为，这个信息的确是重要的，他向北京作了汇报。

　　中美双方加快谈判进程11月2日，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中美建交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把美方底牌基本打出。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相互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中方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中方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当天，刚刚从日本访问回来的邓小平副总理审阅了柴泽民发回的与美方的会谈记录，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会谈指示说，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步伐，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同美国正常化要加快，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　　也在当天，伍德科克向卡特报告：“中国方面正在日益注意我们发言的细节。重要的是，这是黄（华）第一次不再争辩式地反复强调中国的立场，相反地，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伍德科克说，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向中方提交美国草案的。

　　根据这份报告，在请示卡特之后，布热津斯基要伍德科克通知中方，美国将在建交联合公报公布之时，依据美台防御条约的规定结束该条约。也就是说，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美台防御条约再自动延续一年后被终止。关于建交谈判的文件，又一次摆上了邓小平的办公桌。

　　1978年，是邓小平出国进行国事访问最频繁的一年。自1月以来，他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他于10月29日从日本归来，11月5日即启程，先后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于11月14日晚间回到北京。这时的北正有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在等待他。这就是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重要的会议恰好与中美建交谈判最后进程相重叠。

　　花大精力处理对外关系

　　尽管外交事务不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但由于中美建交谈判正在此时进入了最后和最关键的时刻，国际关系亦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在会议进程中专门讨论了中美建交问题。而邓小平本人，则在会议进程中抽出相当大的精力处理对外关系问题。

　　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他谈到了外合作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问题，他说：我们革命以来，长期没有条件吸收外国的援助，现在国际条件变了，我们有条件吸收外国经验，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

　　邓小平的这句话，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期望。在此前后，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离不开吸引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包括吸收国外的资金。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邓小平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是中国的政治家或是美国的政治家，都认为中美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意义还要大。

　　邓小平讲这番话有深刻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新兴工业不断崛起，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世界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经历了长期“文革”的自我封闭，此时的中国迫切希望对外开放，赶上世界经济前进的步伐。实现周恩来总理未竟的事业，实现与美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共同的愿望。

　　几天后的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召集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开会，主要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与会者说：“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等（这次会议）公报出来再同他们谈，不然他们就要翘尾巴。”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明中美建交谈判的进程。由于事态的发展，建交谈判的实际进程还要快一些。

　　美方就关键问题阐明立场

　　12月4日，中美两国代表举行第六次建交会谈，美方对中方关切的几个问题表明了立场：

　　一、公报发表后，美国将终止美蒋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美驻台使馆，同时召回美国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

　　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包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仍向美国在台湾的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继续美台原子能合作，以保证其非军事性质。继续保持航空和海运联系，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

　　三、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由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担任，但机构的部分资金来自国会拨款，这和日本做法一样。

　　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由于黄华外长生病，中方代表团由韩念龙副外长率领。他表示将研究美方表态，他同时通知美方，邓小平副总理将亲自会见伍德科克大使。

　　美方提出邓小平访美时间

　　为了引出中国方面较为迅速的答复，12月11日，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召见柴泽民，对他说，现在是“我们应当在正常化问题上迅速行动的时候了，你们应当同意接受对邓小平或对华国锋发出在1月访问华盛顿的邀请。”

　　这天，使布热津斯基感到吃惊的是，柴泽民的两位随员像往常那样穿着传统的中山装，柴泽民大使本人却身穿一套棕色西装，蓝色尖领衬衫，系一条花色好看的领带。布热津斯基觉得：这简直是“时代不断变化的一个小小注脚”，“服装上的这种全面改革，象征着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变。”

　　布热津斯基向柴泽民强调，正式协商的时间该结束了，作出重大政治决定的时刻现已到来。他再次暗示，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中美建交的时间就会后延，就可能拖到1979年下半年才能解决了。请将这些话向邓小平先生转达。

　　从老执政大楼出来，回到大使官邸，柴泽民立即将布热津斯基的谈话向国内汇报。

　　对于柴泽民的报告，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立即指示，他要会见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这次会见安排在12月13日的上午。

　　根据伍德科克事后回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会谈。中美双方就建交谈判中最困难的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或者同意保留分歧，留待以后解决。在这个基础上，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中美建交后，美国继续同台湾保持经济和文化关系。美方代表再一次强调，希望台湾问题最终能够和平解决，希望中方对美方的这个声明不作公开批驳。考虑到美方的实际情况，中方作出的让步是，接受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条约将按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的提法，即根据提前一年通知的规定，该条约将在1979年年底“自动终止”。

　　邓小平要求，美方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在这一点上，美国作出的让步是，所有售与台湾的武器，除已经发送在途者外，一律停止一年。

　　会谈中，邓小平接受卡特总统发出的正式访美的邀请。

美国的对华关系正常化原则
布热津斯基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副国务卿克里斯多弗到机场迎接，多少流露出国务院希望在对华关系上与安全委员会保持一致的立场。卡特总统则是一派热情的样子。布热津斯基走进白宫卡特书房时，卡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急步上前，和布热津斯基紧紧握手之后又紧紧拥抱，随后还叫来一位摄影师拍下一张两人在一起握手的照片。

　　卡特同意布热津斯基在华会谈中的讲话，并且决定，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就由布热津斯基来主持，要保守谈判秘密，知晓者的圈子控制在总统本人、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布朗和布热津斯基之间。

　　在布热津斯基访华的基础上，万斯也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进而认为可以加快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他于6月13日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将与中国建交的日期“预定在12月中旬”。这个备忘录为日后邓小平访美在美国一方埋下了伏笔。

　　6月20日，卡特和他的主要助手讨论了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条件，形成了一个九点原则，由布热津斯基手写在纸上。

　　关于中美关系：1.必须十分机密。2.中国希望改善关系。已在布热津斯基访华前做到了我们所要做的一切。

　　3.建交日期可暂定在（今年）12月15日，秘密范围应在很小的圈子里。在公开立场上表明，我们确实希望改善并使对华关系正常化。

　　4.在国会，先解决美中关系问题，然后批准与苏联的战略核武器谈判条约。

　　5.未尽事宜：希望除私人机构外能有更为广泛的选择余地，是否派驻贸易代表团？或是军售代表团？将由万斯对此进行法律上的评估。

　　6.由伍德科克负责谈判，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进行协助。伍德科克将从询问谈判日期着手开始谈判，随后听取指示。

　　7.伍德科克采取行动，每10天谈判一次，按议程前后为：一、陈述立场问题（谁代表中国）。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三、（保持）美国对台贸易。四、联合声明及其形式。

　　8.下周初提出陈述立场的指示草案。

　　9.伍德科克应向对方试探，能否同意在通知“中华民国”后给予一年的善后时间。

　　外交经验丰富的黄华

　　布热津斯基归国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也开始忙碌地为中美建交谈判做准备。

　　黄华，长期以来就是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重要助手，中共第一代外交干部。他生于1913年，原名王汝梅，少年时代是在东北度过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进关读书，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与校务长司徒雷登十分熟悉，也和热诚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该校新闻系美国教师埃德加·斯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黄华是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于1936入党，任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同年，他被派往延安，任红军总部翻译，组织并协助一批著名西方记者如斯诺、史沫特莱等访问了陕北中央根据地。1941年，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参与接待了到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

　　1946年，黄华到北平参加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任中共代表叶剑英秘书兼新闻处处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黄华任天津外事处处长，4月任南京外事处处长，受周恩来指示与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华是建国后最早接触中美建交问题的外交官。

　　1954年，黄华作为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参加了4月至7月举行的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及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1958年，黄华担任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顾问。1960年，任中国驻加纳首任大使，1966年任中国驻阿联（埃及）大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奉命回国参加“文革”，黄华是惟一一个继续留任驻外的中国大使。1971年春天，他和章文晋一起在北京负责接待了来华访问的第一个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队，在著名的“乒乓外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1年7月，黄华又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参加了与秘密访华的基辛格的会谈。事后即赴加拿大担任中国首任大使。同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黄华即于11月赴美国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1976年11月，原外长乔冠华被免职，黄华接任外交部长。

　　在长期的外交事务中，黄华工作谨慎，在对外交往和谈判中以字斟句酌、滴水不漏著称。他的英语娴熟，但在正式谈判中很少用英语，总是将对方的意思以英、中两种语言各听一遍，这样在回答时就更显得从容了。

　　7月5日，黄华和伍德科克在北京举行了中美政府间的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伍德科克向黄华递交了关于进行中美建交谈判的议程：

　　一、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二、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三、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格式。

　　对于美方建议的4项议程，黄华在7月1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时指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作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会谈的参加者柴泽民回忆说：“这两次谈判完全是前哨战，中美双方相互摸底，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熟知谈判技巧的柴泽民

　　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后任驻美大使），是这个阶段参与中美建交谈判的重要人物。

　　他于1916年10月18日出生在山西闻喜县。如果细论谱系，他倒是1000年前五代十国后周柴世宗柴荣之后，但到20世纪初，这支柴姓人家早已是普通平民百姓。柴泽民是一个遗腹子，母亲千辛万苦供他上了学，1934年，柴泽民考入运城师范学校，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冬天，柴泽民身份渐渐暴露，于是辗转来到西安，考入西安绥靖公署军医处培训班。在那里，柴泽民灵机一动，开始学习世界语。军医处长薛道五见此情景深感诧异，将柴泽民叫到办公室教训说：“学好医一辈子的饭碗都保住了，学什么世界语？难道还想当外交官不成？”孰料戏语成真，柴泽民果然当上了大外交官。

　　新中国成立后，柴泽民担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1960年调到外交部，次年出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1964年担任驻几内亚大使。

　　1970年春，中美两国大使在华沙举行了第135次和第136次会谈。当时中国代表雷阳的身份是临时代办，为此外交部打算将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柴泽民派驻波兰大使，承担继续进行华沙会谈的使命。然而华沙会谈一波三折，终成绝响，柴泽民遂于当年秋天前往阿联（埃及），接替黄华担任大使。

　　1974年，柴泽民归国担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两年后的1976年任中国驻泰国首任大使。在曼谷的两年多，是柴泽民外交生涯中重要的一笔。刚到那里的时候，中泰关系因曼谷新近发生的军人政变而变得有些冷淡，柴泽民与社会各界积极交往，与泰国政界新领导逐渐沟通了关系，中泰关系迅速升温，当柴泽民在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充满眷恋：“我去那里的时候一片平静，到我离开的时候，泰国出现了中国热。”

　　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柴泽民接到外交部要他调任美国的指令时，心里还有些打鼓，对自己说：“自己毕竟年过六十了，搞了半辈子的外交。中美关系复杂，可不要在最后关头搞砸了呀。”

　　7月，伍德科克在北京与中方两次会谈，柴泽民都参加了。8月5日，他与夫人李友峰启程前往美国赴任。刚到华盛顿就与布热津斯基取得了联系，开始就中美建交进行一系列外交谈判。

　　8月17日，柴泽民和布热津斯基第一次会谈在华盛顿进行。

　　就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有无可能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美中两国首脑会谈？柴泽民婉转地说，过去几位美国领导人已经访问了中国，因此中国在这方面欠了一些什么，中国领导人访美问题已经可以提到议程上来了。但是华国锋不久前已经访问了欧洲。言下之意，这回该轮到另一位了。

　　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熟练谈判技巧的人，“他总是拿出一个小本子，照本宣读他的正式发言，然后加以阐述。经过较长时间的判断，我可以说，他不仅忠实地向中国反映了我的观点，而且相当有准备地敦促一些问题的调停和调整。没有他的持久努力，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在12月初实现那种突破。”

http://www.5istudy.com/lishi/UploadFiles_8665/200611/20061123160420830.jpg1977年上半年，是中美关系的停滞期，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被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