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网:使学习变得更轻松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号称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在“黄金时代”的迅速发展可以用一系列的数据来加以说明。辛亥革命前（1903—1908年）新式企业在旧商部的注册数为265家，年均注册约44家。辛亥革命后（1912—1921年）新式企业在北洋政府工商部的注册数为794家，年均约80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了将近一倍。不仅企业的数量倍增，而且新建企业的规模也较辛亥革命前为大。这从投资额的增长上清楚地显示出来。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1895—1911年）间，全国新式企业的投资总额为11131万元；而辛亥革命后的七年（1912—1918年）之中投资总额即达14286.5万元，比辛亥革命前十六年的投资总和还多3000万元。我国民族工业的基础是在这一“黄金时代”奠定的。
“黄金时代”新式企业的发展与洋务运动以及清末新政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后者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而前者则是以私人资本为主，侧重于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成功。据统计，1914至1922年间纯粹由民族资本所创办的纱布厂总共有54家，其中1920至1922年间所开设的即达39家，这三年的发展已超过1914年之前二十余年间中外商人所开设纱厂的总数——31家。新厂的增设加之原有老厂的扩充，全国的纱锭数由1913年的484192枚猛增至1922年的1506634枚，布机则由1913年的2016台增至1922年的6767台。面粉业的发展，表现为国产面粉出口的激增，并由入超变为出超。我国的面粉工业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国内所需面粉一向多仰给进口洋面。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向中国购买面粉。1913年中国出口面粉13.9万余担，至1918年已达200万担，1920年增加到396万担。中国由面粉入超国变为面粉出超国，1920年出超竟达345万担。国内销路也同时大增，据海关统计：各关运进的国产面粉数量1912年为129万余担，1921年增加到396万余担，即增加了二倍有余。这就极大地刺激了面粉工业的发展，新设立的面粉厂大幅度增加，从1896至1913年的53家，资本总额8622千元，到1921年的123家，40000千元，面粉厂增加了一倍多，资本总额增加了四倍多。此外，卷烟、火柴、榨油、针织筹新式企业也都在这一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近世末叶所出现的黄金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唯一较为自由的发展时期。黄金时代的到来是由下述条件的配合而造成的：
一、社会经济进步的累积
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和袁世凯窃取政权，中华民国除了剩下一块空招牌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南京临时政府有关“振兴实业”的政策也立即被破坏了。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袁世凯在资产阶级上层的簇拥下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所奉行的是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双重政策。一方面，袁世凯凭恃北洋军阀集团的支持，加强中央集权，为复辟帝制作准备；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袁世凯这个镇压辛亥革命的刽子手，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乃是因为近世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一种历史的定势。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深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中国社会经济的组成成分发生了变化。北洋军阀集团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不再是单一的传统经济，而是有了逐渐增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且看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收入预算表：
单位：元
表中所列数据告诉我们：田赋在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而关税和货物税以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债收入等占有绝大的比重。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成为袁世凯维持统治的重要杠杆。这就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接受它。袁世凯一上台，便声称“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并继续奉行他在清末所参与的经济改革，先后起用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人担任工商、财政和农商总长，颁布了一些政策法令，鼓励私人投资和兴办实业，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这是历史进步累积的结果。在袁世凯掌权期间，民族工商业继续发展，并为“黄金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准备了条件。但是，袁世凯的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政策又压抑了经济的发展。袁世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独裁的野心，他虽然起用了一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却绝不允许他们染指核心政治权力。因此，当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发现袁氏臂部复辟帝制的封建纹章时，便与他分道扬镳了。
二、一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输出的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例如，中国的棉纱市场向来为英、日、美几国所垄断，而其中英国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在战时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英国棉纱棉布产量大减，对中国的输出自然也减少了。日本棉纱本来可以乘机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但是一方面，中国市场基本上属粗纱市场，而战时日本却以生产细纱为主，不适用于中国；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本国的织布业迅速发展，需用棉纱量大。因此，日本对华输出的棉纱也减少了。据统计，中国进口棉纱的数量，1909至1911年是1320197公担，而1919至1921年则减少为807249公担。市场上的洋纱供给减少，而需求仍然很大，这就使棉纱的价格上涨，盈利增加：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升至36.93元，1919年竟达70.65元。在高额利润刺激下，商业资本纷纷转向纱厂投资。在大战前，纱厂的投资人主要是官僚、买办、地主；而“黄金时代”新设纱厂的投资人却以商人为最多，特别是棉布、棉纱、棉花商人。1921年建立的上海振泰纱厂，各大股东都是洋布业中富有资产的商号；崇信纱厂是由崇德纱号主办的；永豫纱厂是棉花商主办的。商人将资本由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已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爱国的动机，更主要的是为了追逐经济上的高额利润。投资目的的改变说明价值规律已在起支配作用，这是“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又如面粉业的发展。大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民用工业紧缩，军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国。这样，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对国产面粉的迫切需求。更为有利的是，大战进行期间，各国还反过来向中国购买面粉。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为我国面粉输出的对象。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随之，面粉行业中出现了兼并的现象，例如资力雄厚的荣宗敬、荣德生系统的面粉厂，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收买或收租其他小厂的情形，到1914年后荣氏面粉业中收买和租用其他小厂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1917年竟达到40%以上。这种资本集中的趋势，也是商人“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在“黄金时代”，一些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轻工业，例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也因洋货入口减少，应运而生，例如针织业，过去一直为德国货所垄断，大战后德国货进口锐减，我国的针织厂才次第兴建起来，其中仅仅袜厂，1916至1922年间就开办了10家。此外，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应当说也是“黄金时代”的一个表象。
三、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
对于商人“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一般论著都将其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契机。个别论著虽然注意到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但是也仅仅把“黄金时代”限定于袁世凯在世时，并认为“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上述两说，前者强调了外因，后者则注意到了内因。商人“黄金时代”的来到其实是内、外因相结合的结果。而且，上述内因仅仅注意到了由清末新政到袁氏的经济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商团的建立、商人阶级意识的觉醒，都为商人利用一战的契机准备了条件；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层的内因，那就是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这一松解的趋势起于晚清。洋务运动中地方督抚势力的膨胀以及稍后的各省自治运动都是大一统专制政权失控的表象。辛亥革命击溃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但是他难以完全复原传统的权力结构。袁氏政权始终面临着各地的反抗，尤其是中国的南部地区。袁世凯死后，更是出现了一个大小军阀分享权力、地方割据的局面。本书第一章曾探讨了传统权力结构与商业的关系，指出大一统的传统权力结构和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人的影响都是双重的。历史上商人最初的“黄金时代”正是出现在春秋战国这一分散的权力构成时期。当然，近世后期的军阀割据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就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业的双重影响而言，它们又有相似之处。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对商业发展的负影响主要有下述四个方面。其一是币制的混乱。《上海总商会月报》3卷6号《中国工商业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方法》一文指出，北洋时期货币币值不统一，以致“出省一步如履异邦，旅行也不胜其难，营业更为棘手”。其二是交通阻梗，运费高昂，提高了商品的成本，影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军阀间的混战常常使铁路交通停顿或铁路机车遭到破坏；战时铁路用于运兵，百姓只能依*水路或其他运输工具，时间既长，运费又贵。例如蚌埠的小麦由水路运到上海，每担运费高达2两多，时间有长达一年的，而相比之下美麦运到上海每担运费才4钱，极不利于竞争。其三是地方秩序的破坏和农村购买力的下降。当时有人称军阀军队是“无兵不匪”，他们到处抢劫骚扰，以致“一厝之内，剽掠十遭，一夕之间，焚烟百处”。军阀政府也是置民生于不顾，造成连年灾荒，这样不但影响了棉花、小麦等工业原料的来源，而且也大大影响了农村市场的购买力。其四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族工商业要交纳各种厘金杂税，国货落地税率为3%，每过一卡值百抽二。军阀割据使税卡林立，“逢关抽税，过卡纳厘”。而洋货只要纳入口税5％和子口税2.5％就可以通行无阻。繁重的税金不仅有碍于国货在市场上的推销，还削弱了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出口货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蚕丝，就深受税捐之害。《国闻周报》4卷19期所刊《丝厂宣言》揭示：“中国捐税繁重，不恤商艰，历来华丝，每百斤比较日丝成本增银一百余两，致遭以前出口之减颓。”当然上述这些负影响，并不仅仅出现于割据时代，但在割据时代为害尤烈。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停滞与衰退、国家对经济控制与干预的削弱，还有对商人有利的一面，即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权。随着“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在经济上同政府分庭抗礼。1916年上海银行业抵制袁世凯的停兑令便是一例。1916年的停兑风潮，是由北洋政府的财政挤压银行引起的。袁世凯帝制丑剧的上演，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造成了国家财政的极端困难。袁氏指使当时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滥发兑换券，以解燃眉之急。至1916年5月前，中国银行发行了4500万元，交通银行发行了8400多万元。在滥发兑换券的同时，两行的现银储备锐减，挤兑风潮随之而起。早在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前后，广州中国银行首先发生提存风潮，然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持票待兑者日见增多。至5月12日晨，北京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只剩下白银35万两，约合银元52.5万元。而两行在外钞票和存款额却高达2615.6方元。在情况万分火急之时，政府不得不于当日宣布：“暂时停止兑现”。北洋政府的停兑命令，引起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抵制，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要“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只有使社会各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他们在上海银行同业和以张謇为会长的股东联合会的支持下，在租界当局的配合下，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而独立，继续维持兑现，不到一星期，就平息了挤兑风潮。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分行也在不同程度上抵制了政府的停兑令。袁世凯的停兑令几乎不出都门的现象说明，银行界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他们已经敢于指责政府的“非法支配”，敢于在某些方面与政府抗衡。次年，上海分行改组成一个商人控制的机构，产生了一个由股东选举而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董事会。在抵制政府的行动中，资产阶级开始建立起超越商会格局、不受政府控制的组织，如宋汉章等发起并于1918年建立的上海银行公会、1920年张嘉璈发起组织的全国银行总会。1923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完全转入私人手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两个银行占上海银行业总财力的55%，成了上海资本家金融力量的主要来源。
经济上的自主，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自主，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黄金时代”商会领导权从绅商转移到企业家的手中，这一过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商会初兴之际，工业资本家人少势弱，商业资本家在各地商会的领导层中占有绝对的优势。1907年组成的第三届广州商务总会，在包括总理、协理、坐办在内共57名会董中，除总理张振勋是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另有5人分别为轮船公司司理、报馆习理和砖瓦厂司事外，其余51人分别是经营绸巾、粮食、质押、杂货、匹头、参茸、药材、烟丝、木材、水果、酒、生猪等商业的头面商人。汉口商会从第一至第八届的总理、协理共16人，其中大商号号东11人，银行经理5人；会董共239人，其中大商号号东117人，银行、钱庄、票号、当铺经理99人，洋行经理15人，工厂主8人。1905年组成的第二届天津商务总会，在包括总理、协理、坐办在内的22名会董中，仅有1人是工业资本家，其余21人分别是盐商、粮商、钱商、绸布商、金银珠宝商、进出口商和买办。1998年组成的第三届苏州商务总会，在包括总理、协理在内的18名会董中，分别是从事典业、钱业、绸缎业、纱缎业、珠宝业的商业资本家。上述这些商会都是处于商业大都会或通商口岸，至于各地的商务分会以及经济落后的边远省份则基本上是商人一统天下。进入“黄金时代”后，资产阶级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其中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工业资本家迅速增多，这就势必导致商会领导权的变更。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这一演变最为明显。从1902年到1920年的十八年间，上海总商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亦商亦绅的绅商手中。绅商领导体制在资本主义经济启动的进程中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介于官、商之间的绅商在清末和民国初期曾经有力地发挥了通达上下、联贯官商的作用。最突出的事例是1910年间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和1912年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后者通过上海总商会中一批绅商的带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宏大的官商合作、共谋振兴中华大计的热潮。上海总商会还多次为商请命，促使官府减轻税捐。从一定意义上说，绅商一代人借助于上海总商会这一活动场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气氛。但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在“黄金时代”迅速发展，工业资本家的队伍随之扩大，资产阶级进而要求在政治上自主的时候，绅商的“官”的背景就使其很难适应新的时代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总商会于5月9日（佳日）背离全国民意，公然发出主张直接同日本交涉归还青岛的佳电，由此引起公愤。上海总商会内部发出了“改良总商会”的呼声，认为“商会之于商界休戚相关，利害与共，乃历年来总商会一事不办，一味与官僚派接洽，与吾商界其如秦之视越，暮气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非一日矣。以历年来商界金钱之供奉，养成‘文虎’、‘嘉禾”之奖章，此次‘佳电’风潮发生以来，商会之名誉信用价值大为减色”，要求各会员“重行选举明哲之才，将来于会务之应兴应革，商界之兴利除弊，锐意改良”，若仍于“旧会董中推举会长，则换汤不换药，终无兴革良好之希望”。“佳电”风波迫使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双双引咎辞职。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进行换届改选，原有的33名会董中有31人落选。上海实业界后起之秀、著名的棉纺工业资本家聂云台当选为上海总商会新会长，富有改革精神的钱业领袖秦润卿当选为副会长，一批在“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航运业资本家、银行家，充实到上海总商会内部，并有不少人进入领导层，以近代企业家组成的新阵容取代了原来的绅商领导体制。
新组成的上海总商会在1927年之前采取了一系列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革新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八个专门委员会（即财政委员会、陈列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出版部委员会、交通委负会、公证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华商道契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自己的职能机构。八个专门委员会为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办了很多实事，例如开办商品陈列所，并连续举办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即1921年12月1日开幕的综合性国货展览会，1922年10月6日开幕的丝业专门展览会，1923年10月开幕的以分门化学工艺为内容的专门展览会。这些展览会的开办，激发了工商界的投资热情和竞争意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如上海总商会兴办的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业学校，为培养“商战中之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再如1921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作为一种“商业经济之专门杂志”推向工商界，同时也作为上海总商会唯一的重要舆论喉舌，向全社会传达上海各业资本家乃至全国工商界的声音。《上海总商会月报》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能在一定程度上沟通国内外商情的信息网络，并及时对工商界急切希望澄清的时局和经济形势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帮助企业界把握信息和时局的变化，作出商业上的决断。上海总商会在经济领域里的一系列自主活动使新兴资产阶级进一步成熟，并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国家资本主义化进程中担负的责任。资产阶级把自主活动伸展到统治者视为禁脔的政治领域，从一般的呼吁请愿发展到直接干预内政外交，乃至提出“国民自决”的政治主张。1922年6月，资产阶级以上海总商会为核心，组成了近似政权机构的“民治委员会”。“以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担负国家重任的勇气”。这是商人的“黄金时代”里最为辉煌的一页。
商人“黄金时代”的降临与传统权力结构松解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对经济的失控，给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而这在军阀割据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国家资本相对停滞，另一方面是私人资本一枝独秀。私人资本多在轻工业、加工工业，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则由于国家资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预力的削弱而没有取得相应发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使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后劲。第三，1922年世界资本主义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战时所陷入的危机，纷纷叫唤要“回到市场”，重新布置向中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就遭到重大的打击，战时暂时取得的一些市场纷纷丢失，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开始由停滞而走向下坡。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个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强有力的政权来保护自己在“黄金时代”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在军阀政权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资产阶级和军阀政权终至反目。1926年北伐战争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胀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商人的“黄金时代”延续下去。但是，北伐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商人“黄金时代”的结束。 （选自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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